世界名牌建筑师贝聿铭不敢问津的背景,百多年

日期:2019-09-03编辑作者:学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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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墩发出了:“如遵令停兑,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的呼号,毅然拒绝执行袁世凯命令。

中华民国建立后,以吴鼎昌、宋汉章、张公权、贝祖贻为代表的一代民国金融家苦心经营,利用新生的国家银行为后盾,逐步探索专业化的金融管理运作方法,他们带来的是一场悄然无声的金融革命

先帮个别童靴补补课

张嘉墩发出了:“如遵令停兑,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的呼号,毅然拒绝执行。

图片 11920年财政部发行的十元国库券,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代发

贝聿铭,世界著名建筑师,美籍华人,1917年4月26日出生于中国广州,祖籍苏州,望族之后。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就读建筑学。

岂能信用扫地

图片 2中国银行1912年第一次发行的纸币

1979年美国建筑学会金奖;

银行拒绝袁世凯令

中华民国建立后,以吴鼎昌、宋汉章、张公权、贝祖贻为代表的一代民国金融家苦心经营,利用新生的国家银行为后盾,逐步探索出了一套专业化的金融管理运作方法,为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出现贡献了自己的才干,他们带来的是一场悄然无声的金融革命

1981年法国建筑学金奖;

民国时期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成立后,即对大清银行的债券债务进行清理。在时局动荡债券难以追索的情况下,中国银行承担起债务偿还的责任。当袁世凯政府悍然下令中行所发纸币及应付款项不准兑现付现时,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墩发出了:“如遵令停兑,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的呼号,毅然拒绝执行。

本刊编辑部

1989年日本帝赏奖;

在近代自由市场发展时期,中国银行业在当时政府很弱的情况下建立了一套有效的信用体系。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建立了联合准备库,对困难银行进行救助或者处理,以防止金融波动的发生。1930年,上海钱业领袖秦润卿提出,如钱庄给股东贷款不能超过股东投资额、钱庄如出现亏损超过资本一半就必须补充投资。由于当时没有公共金融机构,钱庄实行的无限责任制也成为减少金融风险和波动的有效手段。

1903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名为蓝格志拓植的公司,公司声称经营橡胶种植园、开发石油、煤炭、木材等生意。当时,由于汽车工业的发展以及胶鞋、三轮车、橡皮雨衣等一些与橡胶有关的新型产业的出现,国际上对于橡胶的需求量日益增大,许多金融资本家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厂,同时把总部设在远东金融中心上海,橡胶股票炙手可热。

1983年第五届普利兹克奖;

文章出处历史

蓝格志拓植也是跟着这股“橡胶热”应景而生。但是,这家公司是打着橡胶旗号炒卖股票的众多空壳公司之一。而麦边,只是一个地道的金融炒家和投机客。

1986年里根总统颁予的自由奖章。

麦边和其他外国投机者一道,不断在上海的报纸上宣传橡胶产业的前景和自身公司的业绩。他们在上海市场以高价购买橡胶股票,炒高后大笔转让,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回收。

呵呵,就是这么牛掰的大神!!!

仅仅几年时间,橡胶投资潮已经席卷了整个上海。不但上海的富人竞相倾家购买,连老百姓也不惜借贷,一些阔太太甚至当掉金银首饰换购橡胶股票。只要有新股出现,数月间价格便会轻易翻上几倍。在这场橡胶大战中,华商直接投入的白银总量接近3000万两,并且还在伦敦市场投入了1400万两。而蓝格志拓植公司开办那年,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刚刚超过1亿两白银。

那么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大神的作品,所谓由物知人嘛

流向橡胶市场的巨额白银,大都出自上海的钱庄、银号和票号,其中以正元、兆康、谦余最大。他们一方面向投机者贷款购买橡胶股,然后再以股票作抵押进行二次借贷;另一方面自己也直接参与炒卖,钱庄不惜以实业和庄票进行抵押向外国银行拆款(一种几天期限的短期贷款方式)。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传统金融机构,正在用与生俱来的粗犷方式,加速自己和这个国家在新规则下的解体。

北京香山饭店

到1910年春天,橡胶行情开始急速倒退。6月,伦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胶股票随之崩盘。外国银行当即“变脸”,停止了对中国钱庄的拆款,并且马上催要先前欠款。此前,像麦边一样的外国投机者早已捞够白银,在将全部股票套现后,恰时退出了上海橡胶市场。

香港中银大厦

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橡胶股票风潮。它不仅让深陷战争和赔款中的晚清经济雪上加霜,更让数以千万的白银外流,掠走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有限资本。在这场危机中,与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同为当时中国金融稳定擎天柱的地下钱庄相继倒闭。这种萌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曾一度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流通和发展,但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已经在现代雏形下的西方金融资本面前明显地不堪一击。

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

翌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走上共和道路。随同政治体制一起改头换面的,还有千疮百孔的中国金融业。当时代表实业派人士的“棉纱大王”穆藕初曾感慨:“实业虽为社会所需要,然在在赖金融之调剂,纵览各国历史,农工商百业发展之主因,无不以金融机关为入手先著。金融与百业发生之关系,无异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滞,而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一大批和穆藕初一样的实业救国者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图强,必须发展金融业,而发展金融业,在依靠民间金融机构的同时,更要凭借大型国资银行的有力后盾。

卢浮宫金字塔

这是另外一场革命,甚至于政治革命之先酝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逐渐掌控中国金融命脉。辛亥革命前的几十年,晚清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背后几乎都有外国资本从中参与,即便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也难逃因其破产。为了对抗实力雄厚的外国银行,从1897年到1911年,晚清共设立过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在内的十七家官办银行。清朝灭亡时,还有十二家留存。

苏州博物馆

与中国近代金融业启蒙伴生的,还有一大批近代金融银行家。中华民国建立后,以吴鼎昌、宋汉章、张公权、贝祖贻为代表的一代民国金融家苦心经营,利用新生的国家银行为后盾,逐步探索出了一套专业化的金融管理运作方法,为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出现贡献了自己的才干,他们带来的是一场悄然无声的金融革命。

贝聿铭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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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阅读一些有关“黄金风潮案”的近代史书时发现,内战期间,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国民党军费开支巨大。以1947年为例,政府一年财政收入17万亿法币,而国民党军费开支高达100万亿,赤子83万亿。几乎全靠印刷机弥补,上海五大印刷厂,一分钟印刷1600万元法币,日夜不停亦不足够,还要到英、美去印,然后用飞机运回国内流通。

贝祖诒:汇兑奇才

国内通货膨胀迅速,蒋日记中写道"物价不定,人心浮动,社会渐行不安之象"。为抑制货币贬值,责令行政院长宋子文稳定货币,宋子文责令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抛售库存黄金,回笼法币,反而引起黄金抢购风潮,未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随后,蒋介石要求宋子文撤去行政院长职务,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的职务

一般而言,为了满足国家汇兑的需要,各国均设有国际汇兑银行,以免他国银行操纵汇价。虽然民国建立后,中国金融业发展迅速,但是,这项业务一直仍由外商银行主导。

以下是百度百科的解释:

在外商银行中,以汇丰银行实力最强。当时外商银行大多集中于上海,货物进出口要靠银行汇款,汇丰上海分行的业务通常占到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三分之二。凭借其实力,1935年以前,中国的外汇汇率一直由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每日挂牌决定。

贝祖贻(1893—1982年)字淞荪,江苏

作为央行存在的中国银行,自然要首先承担起外汇这项业务。当时,中国民族实业尚处发育,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洋货抗衡,而国民政府当时实际控制的地区也十分有限,外汇收入主要依靠广东侨资,广东分行尤为重要。

吴县人,1907年进苏州东吴大学,1911年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即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1913年肄业,任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统计部会计,1914年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总帐室会计,次年调任中国银行广东分行营业主任,后为副经理、经理。1918年任香港分行经理。1927年任上海分行经理及总行外汇部主任,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外汇汇兑局面。其中的亮点就是“吴县人”、"东吴大学"。

广东分行主要由江苏人贝祖诒负责,他1914年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因为勤于职守,努力钻研,宋汉章和张公权都对他颇为赏识。1915年,贝祖诒调入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先后任代理会计主任、总会计师兼营业部主任。

查询一些资料发现,原来贝祖诒是贝聿铭的父亲,亲生母亲是贝祖诒原配庄夫人,1931年去世,当时贝聿铭14岁。

在贝祖诒担任中行广东分行营业部主任期间,他力主中国银行广东分行以自己发行的纸币,收回泛滥于市的滥币。贝祖诒参与其间,稳定了清末遗留下来的币值混乱。更为重要的是,贝祖贻积极开展起侨汇业务,使广东分行的侨汇业务成为整个中国银行国际收支项目中之一笔重要收入。

一生都与金融打交道,被业界称为“金融巨子”、“汇兑奇才”;

尽管当时中国在名义上已经完成统一,但在距离中央偏远的东南沿海完成这项工作实属不易。广东属于粤方言区,一向自成一体,不会当地语言,很难与当地人打交道。对于一口吴侬软语的贝祖诒而言,语言不通竟然也是一大障碍。为了增进沟通,他一到广东,便开始勤奋学习粤语,花费几个月时间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广东官话。

梳理与贝祖诒相关的重要年份,折射出的是一部中国金融发展史;

东南沿海的外汇收入,不可能不依赖香港市场,贝祖诒在广东站稳脚跟后,立即主持开展香港业务。1916年,他前往香港筹建分支机构。次年初,中行香港支行正式成立。当时,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檀香山,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等地,东南亚的新加坡、暹罗、菲律宾、安南等地,每年都有大批华侨辛勤劳作的收入需要汇回国内,贝祖诒将在香港的工作重点放在争取这部分客源身上。

出身于商业世家,他的贝氏家族富甲一方。与江浙一带著名的钱氏家族相似,始祖都出自浙江,钱氏一世吴越王钱镠是杭州临安人,而贝氏一世贝兰堂是浙江金华兰溪人

应该说,香港支行是中国银行率先在客户服务上进行改革的地方。为了吸引华侨,贝祖诒主张中行要主动改变服务形象,改革取款汇兑的手续和方法,同时,针对不少侨胞文化水平低的情况,同意凡属不能签字者,准其画“十”字为证,凡侨胞不愿携带现金回乡者,可代为委托批局转解。香港支行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收了大量外汇资金,更多的侨汇源源不断地经此转汇国内,并因此成为侨汇转汇内地的枢纽行。

明朝中页,年轻的贝兰堂离开家乡,跨过吴山越水,抵达苏州,以行医卖药为生,创下一片崭新天地。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经济来源匮乏,筹备各项用款尚十分困难。蒋介石希望能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借款,但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是个职业经理人,一切照章办事,多次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时任中行总经理的张公权建议蒋介石:“宋经理对于总司令部军需处借款事,既按银行向例作风应付,引起双方不快。诚恐此后应付新政府人物,难免不再发生类似情事。我颇有调香港支行经理贝祖诒任沪行副经理,协助宋氏之意。”当时宋汉章正好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极需静养。1927年夏天,贝祖诒被任至上海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这个家族诞生了理财高手贝理泰、颜料大王贝润生、金融巨子贝祖诒、建筑大师贝聿铭……

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以中央银行作为国家最高金融机关,而将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的性质改变之后,国际汇兑成为了新的主要业务,贝祖诒有了用武之地,他随即出任中国银行总行业务部主任,同时又兼任上海分行经理。

中国金融发展史。

在贝祖贻主管国际汇兑业务的18年间,外商银行依然占据着汇兑的主导地位。但他争取到的国际汇兑业务和从中赚取的外汇,仍为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资本。与此同时,中行相继在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开设分行,中行在海外的局面逐步打开。

贝祖诒的一生就是我国金融发展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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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贝祖诒完成学业,对接上了民国元年。

宋汉章:“信”字为先

1912年1月初,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上书孙中山,建议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

张公权在上海分行担任副经理时,已经发现袁世凯停兑令将会对金融业造成的冲击。作为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分行当时极力抵触停兑令。在这次“抗命”行动中,与张公权相得益彰的是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

大清银行的前身是户部银行,清政府于1905年8月成立,属于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这一年,施行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废止。

1897年,宋汉章便进入上海通商银行任职。此后,他终生服务于银行界。大清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后,行使中央银行权利,在各省会和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由于宋汉章此前在银行界已经崭露头角,因此被调任为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武昌起义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宋汉章当时是吴鼎昌的得力助手,在张公权被任命为上海分行副经理的同时,他上任为上海分行经理。

鉴于大清银行资金充足,机构和人员均比较完备,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迅即批准,要求“先行开办,克期成立”。

袁世凯掌权后,为应付财政危机,一方面大肆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一方面通过中国、交通两银行滥发兑换劵,引起通货膨胀,社会各界怨声载道。北洋军队又以“不相信纸币”为由 ,要求发给现洋。1916年初,中国、交通两银行的一些分行已出现挤兑风潮。

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大清银行旧址举行成立大会,并正式对外营业。

为控制为数不多的现银,防止挤兑风潮蔓延,当年5月10日,北京政府国务院正式发布“停兑令”,停止兑换现银。

1914年3月,贝祖诒进入中国银行工作,开启了漫长而辉煌的中银职业生涯。此前他在盛宣怀创办的一家公司上海办事处做过一段时间的会计,也是跟钱打交道。

还在北京等地开始出现挤兑风潮,社会上传出中国、交通银行现金库存枯竭消息时,宋汉章就预感到北京政府可能会不顾银行信誉和存户利益,强令银行停兑。他立即与副经理张公权同在上海的中行股东秘密商议,决定成立股东联合会,并把股东联合会推到应付事变的前台。这项举措实际上是动员、联合上海资产阶级,同北京政府进行公开的政治较量。

1915年,年轻的贝祖诒被调到中行广州分行工作,携妻女迁往广州市。只会说吴侬软语的贝祖诒,没日没夜学习粤语,很快就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广东话。两年后的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在广州出生。由于军阀混战,贝祖诒提议将广州分行暂迁至香港,获得同意。

“停兑令”发布后,宋汉章和张公权都表示坚决不予执行。为防止宋张抗拒“停兑令”,北京政府下令将二人免职。那段时间,宋汉章和张公权每晚都同上海资产阶级的一些头面人物相聚策划。原大清银行秘书长项藻馨曾回忆:“宋汉章、张公权、胡穋芗等每晚来我家密商应付,每夜宾客不断。我与揆初、抑卮全力支持,决定沪行不奉命,并由浙兴借款中行为后盾。”

1918年,他带着1岁的贝聿铭到了香港,在这里白手起家,前后干了整整十年,是中银香港分行真正的奠基人。(这也是贝聿铭设计香港中银大厦的部分原因)

宋汉章的交际能力赢得了浙江商会的支持,“停兑令”颁布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逆流而上,反而登报表示照常开门兑现。营业厅前一时“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或五元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张”。但是,连续进行了三天兑换,宋汉章筹备的库存现银也已基本耗尽,为预防现款不敷,宋汉章又亲自去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与两行经理协商,拟以分行行址和苏州河岸堆栈,以及收押之地产道契等作为担保商借透支。当日下午,上海各外商银行开会,并经北京公使团同意,答应协助上海分行,共允透支200万元。

敏锐的贝祖诒发现,各国货币汇率的差价有盈利的空间,于是把精力集中于套汇交易,从而成为一代“汇兑奇才”。此间,贝祖诒结识了后来被称为“民国金融之父”的宋子文。

到第四个兑现日,前往上海分行的挤兑人数已由第一天的2000人下降到100人,风潮稍有平息。《字林西报》在一篇“社论”中称赞宋汉章说:“沪埠赖有此举,而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此等举动,乃足以当胆识非常,热心爱国之称誉。至记者所以虑及暴动者,则以星期六上午,持票者气势汹汹,苟有压迫,恐难保祸变之弗作,于此又足见该行行长宋汉章氏胆识俱优。当衮衮诸公神经错乱,不惜以国利民富快其一掷之时,独能以应变之才,挽祸机于仓卒也。”

1928年,在香港中银工作了10年之后,贝祖诒调回上海,此时他已成长为年富力强的少壮派货币专家。

实际上,宋汉章当时并非毫无担心,但出于维护银行信用并为以后发展着想,还是选择了挺身而出。

1932年7月,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到上海商洽“废两改元”——废除不统一的银两币制,改用银元。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贝祖诒以中国银行代表身份参加,参与推动了中国币制改革。

当时一位营业专员回忆说:“宋汉章、张公权和我们日夜开会,商量应付办法,大家知道袁世凯的暗探密布在各处。这次抗令兑现,是把性命提在手里,随时可以发生危险。”据称“宋汉章也慄慄畏惧”。

1932年,是双喜临门:这一年,他升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成为高管,时任行长是著名银行家张嘉璈;这一年,他续弦迎娶名媛蒋士云,而大美女蒋士云正是张学良一生深爱的人(后面细说)。

这次有惊无险的挤兑风潮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六年前的橡胶股票风潮,近代银行家充分证明了他们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有力作用,传统票号推波助澜的一幕没有重演。

高富帅与白富美:蒋士云与贝祖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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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任中国银行副行长;

张公权:独立总裁

1941年,贝祖诒出任中国银行代总经理。

吴鼎昌卸任后,唐瑞铜、孙多森、汤睿等人先后在中行理事。1917年,冯国璋出任代理大总统,任命王克敏暂署中国银行总裁,并在王克敏的提议下,任命张公权署理中国银行副总裁。四年前,张公权进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副经理,他曾赴日本留学,在著名教授崛江归一门下攻读货币银行学和政治经济学。

1942年,中国银行成为国际贸易的专业银行。金融国际化,是必然的趋势;要想发展,闭关自守是没有出路的。银行走向国际,银行家也走向国际。

张公权此次升职,主要是由于当时财政总长梁启超的推荐。中国银行属于国家银行,由财政部全权管理,总裁的人事变动亦随财政总长的更动而不断变化,往往不能长久,也无法提供空间实现个人的抱负与目标。因此,张公权最初去电恳辞副总裁一职,并请在北京的钱新之“阻止发表本人为中国银行副总裁,即发表亦不就”。但梁启超认准了张公权,再三劝驾,并答应暂时保留他沪行副经理的职位,可随时往来南北,处理行务。得到保证后,张公权才答应北上就任。

1944年7月,贝祖诒以中国代表的身份,陪同孔祥熙赴美出席国际金融货币会议——即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由于当时的总裁王克敏主理事务不在中行,对一般业务过问不是很多,张公权成为中行实际主持者。他就任副总裁后,有机会了解到了京津地区中行的实际情况,不兑现的“京钞”依然滥发,对政府的垫款还在不断增加,经营问题重重。经过调查研究,张公权向财政总长梁启超提出了三项意见:一、修改《中国银行则例》,使总裁等高级负责人不随当政者的变化而变动,以稳定领导层,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二、限制中国银行对政府垫款,下决心整理京钞,以恢复中行信用;三、扩大招收商股,以稳固中行基础。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进入内战时期。

王克敏与张公权随后共同主持了中国银行则例修订稿的起草工作,并得到了梁启超的支持。修改后的《中国银行则例》以大总统令公布,规定股本收足1000万元即可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政府只能从5个常务董事中任命总裁、副总裁各一人,任期4年。这样,政府虽有最后任命权,但如果没有商股大部分股东同意,董事就不能选出,从而保障了总裁、副总裁的稳定性。

从1946年到1949年,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粒米百元”。不仅百姓苦不堪言,同样给银行带来严重影响。

总裁职位不再受到政治影响而频繁更替,让张公权得以全心发展中国银行,彻底解决日益严重的京钞问题。“京钞”是袁世凯发布停兑令后流通于市面的不兑现钞票。中行北京分行当时因为地处京畿,不得不遵从停兑令,结果停兑最久,发行量也最大,币值不断下滑。这样的钞票流通于市,不仅影响中行的信誉,也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与中行的立行初衷相违背。当时,中行已为政府垫款4630万元,而1元京钞的市价跌到只有6角钱。

1947年至1948年,南京政府勒令外汇移存,中国银行迫于压力抵制未果。

张公权的想法是,只有先收缩发行京钞,然后停止为政府垫款,双管齐下,方能奏效。

1946年至1947年间,贝祖诒当了不满一年的中央银行总裁,被蒋介石撤职。

他借庚子赔款展期之际,要求政府发行7年短期公债4800万元,长期公债4500万元,用以收回京钞,抵销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代垫政府的款项,并希望政府停止向银行要求垫款。在中国银行的一再要求下,加之解决京钞问题已经十分迫切,财政总长曹汝霖最终同意了中行的请求。1920年,财政部又决定发行六年期整理金融公债6000万元,其中3600万元用以收回尚在市场上流通的京钞,其余2400万元用作清理京钞押款。到1921年2月1日起,京钞已经一律不得在市面流通。这时,拖延5年之久的京钞问题终于告一段落,民国十年艰难恢复的金融秩序得以保存。

1948年,贝祖诒赴美,担任驻华盛顿中国技术代表团团长。此后,贝祖诒做出了一生中一个重大决定:留在美国。若不是这个决定,日后就不会有建筑大师贝聿铭了。

不难看出,张公权与吴鼎昌一样,无论如何开展业务,始终坚持把银行独立发展和信誉放在第一位,力图摆脱政府的干涉和控制。1921年,张公权联合当时的中行总裁冯耿光,决定以续招商股股本的方法,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的势力,削弱官股力量。

在1954年以前,中国银行一直为贝祖诒保留着董事席位。

此后,中行多次引入商股,到1923年,官股数量只保留了象征性的5万元。事后,他曾感慨:“此后股东总会已不复见少数股东之无理争执。开会议事,均守秩序。经六年之斗争教育,始见光明。可见建立大规模公司之不易。”

1962年,贝祖诒再一次与中国香港发生关系——出任中国香港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十年前的1952年,他曾出任纽约斯泰公司顾问一职。

张公权总共在中国银行副总裁的位置上服务了11年。在他任期内,代表中国金融业之先的中国银行发展十分迅速,并且不断扩大海外业务。

上海商业银行是香港著名的华资银行之一,1950年11月在港注册。创办人是银行家陈光甫,江苏镇江人。早在1915年,陈光甫就与张嘉璈等人合股成立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而贝祖诒的父亲贝理泰,1917年出任苏州分行经理。

到1926年,全行吸纳的存款总额达到32848万元,发行钞票13742万元,分别占全国25家重要华商银行存款总额和发行总额的35.1%和60%。而中国银行对于股本增加和股本构成的变化,对整个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3年,一生为银行业忙碌的贝祖诒宣布退休,结束了银行家生涯。这时他已年届八秩,此后定居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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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年初,中国银行行长兼董事长到纽约拜访曾任银行高管的贝聿铭的父亲。出于传统的礼节,他们向他请求让贝聿铭出山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建一栋新楼,用于外汇及境外投资的管理和运作。”

吴鼎昌:中行之始

1982年12月27日,贝祖诒在纽约静静地告别了世界,享年90岁。

二十世纪初,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9家外国银行基本上控制住了上海的金融业。

贝祖诒一生与金钱打交道,赠予世人的多,自己获取的少。他一生廉洁,并不像宋子文、孔祥熙那一干人,左手为政府理财,右手为自己理财。贝祖诒最后热忱帮助赠予世人的,就是世界建筑史上的经典——由他儿子贝聿铭设计建造的香港中银大厦。

在橡胶股票风潮后期,清政府曾努力参与救市,上海道台蔡乃煌与这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并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上海源丰润钱庄和义善源钱庄,力求为金融稳定保留住最后一丝希望。中国金融顽疾并非一日之寒,结果可想而知。最终,救市以失败结束。

张嘉璈对贝祖诒曾有这样的评价:“贝为中国银行家,亦为国外汇兑与国际金融专家。一生为中国银行及国家财政金融服务达三十五年,而以在中国银行时间最久,计三十三年。中国银行国外汇兑业务之创办、地位之确立与业务之扩展,贝氏贡献甚大。中国币制于一九三五年改为法币及抗战期间法币之维持一切措施,贝氏参与协助,尤著功勋。

但在筹款救市的过程里,清末新政中官办的大清银行也紧急调运了100万两白银运至上海,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开办的第一家中央银行。经过橡胶股票风潮,中国市场上的金融秩序每况愈下。与其他官办银行一样,大清银行总行与各地分行挤兑严重。

蒋士云与张学良

武昌起义爆发后,除上海分行外,绝大部分分支机构已经停业。行长贾继英回乡,正、副监督叶揆初和陈锦涛也弃职南下。为了保全商本,以大清银行秘书长项藻馨为主的大清银行股东,在上海成立股东联合会,力主改组大清银行。时任江西分行总办的吴鼎昌奉命来到上海,参与清理事务并主持改组工作。

估计大家都清楚,我们的那位少帅张学良,从台湾获得自由以后,到美国见的第一个人并非于凤至,而是贝聿铭的后妈——蒋士云。我来给大家扒一扒前因后果!

吴鼎昌出身于官宦世家。他曾表示,自己平生有三大愿望:开银行、办报纸、兴学堂。12岁时,他便进入了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开办的成都尊经书院就学。年纪稍长,他又获得了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在日本,吴鼎昌考入了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结识了日后另外两位著名的金融人士钱新之和谈荔孙。与早期的清朝官员不同,他们很早就接触到了新式教育和近代金融业务。

出生在商宦世家的蒋士云,从小天生丽质,聪颖好学,她在蒋氏家族女孩子中排行第四,故而人称她为“蒋四小姐”。蒋士云10岁时被家人送往上海读书,12岁随父亲赴北京,就读于英国人开办的学堂,学习英语。由於其父早年进入北洋政府外交部,作为驻外使节的千金,蒋士云随父母远下欧洲,16岁时曾到法国巴黎留学一年。在熟读英语的基础上又初通了法文。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上书孙中山,提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军需孔急,财政萌芽,不得不以发行军用钞票、募集公债两项为急,则治标之计斯不能不有完全巩固之金融机关维系其间”,建立中央银行“诚为目前唯一急务”,建议“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定名称,重新组织,作为新政府的中央银行”。

蒋张第一次见面

孙中山收到后,当即批复财政部:“新政府既已成立,凡商民已得旧政府正当之权利,自宜分别准于继续。所请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添招商股五百万两,认为新政府之中央银行,由部酬拨巨款以雄财力,并请派正副监督先行开办,克期成立,凡新旧营业账款,请分电各省都督力加保护,并将该行原有房屋、器具、簿具等项先行发还各节,大致尚属妥协,著即准行。”

蒋士云第一次和张学良见面,是在北京,时间是1927年夏天,当时她正随父亲蒋履福从法国归来。而张学良已是东北军第三军团总司令,驻防保定,因其父张作霖挥师经天津进入北京,正在筹划就任中华民国大元帅,所以张学良经常来北京。张学良善於结交朋友,他与中国驻外大使顾维钧的关系最为密切。那时蒋士云的父亲蒋履福刚从法国三等秘书任上卸任,回国述职,随顾维钧一并来到北京。经顾维钧引荐,张学良认识了蒋履福,同时也见到了坐于同席的蒋士云。

随即,当时的财政部长陈锦涛据此批复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要求“中央银行约法及办事招股等项细章,应由监督会同该股东会代表商订,呈请本部核准,分别送交参议院议决,由大总统批准后再行饬知遵照”。

第二次见面

1912年1月,改组后的大清银行正式更名为中国银行,同时委任吴鼎昌、薛颂瀛为中国银行正副监督。

第二次相见,也给张学良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是在上海,时值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赴南京和蒋介石首次见面。1930年秋冬,南京公务结束后,张学良偕眷抵达上海,在出席上海市长张群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再次和风姿绰约的蒋士云邂逅。这时蒋士云已出落成秀色可餐的沪上名媛了。蒋士云这次不但和少帅频繁赴宴,而且又接连出席了张群和上海头面人物举行的几场舞会。张学良这时才发现,蒋士云不但长大了,而且又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这让他大为惊讶和欣赏,因为喜欢英语的张学良可以和蒋士云用英语交流感情了,而让张学良自愧不如的是蒋士云还会说法语。

吴鼎昌主持中国银行的首要工作,是制订则例。筹备处起先拟定了一个体现熊希龄思想的则例,主张把中国银行变为一个完全的国有中央银行。遭否决后,吴鼎昌又拟了一个体现其本人主张的29条则例草案。与第一个方案相比较,吴鼎昌所拟“则例草案”的最大不同,是规定中国银行的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

欲袒露心迹

这是吴鼎昌开办银行一贯坚持的基本主张,他最担心政府将中央银行当作其外库,使银行失去独立性,所以极力主张官商合办,一定要加入商股。吴鼎昌拟订的草案,成为日后通过并公布的《中国银行则例》蓝本。后来,继任周学熙、孙多森在历次修改条例时,均未作出过重大变化。

1931年2月,蒋士云对张学良的心仪,促使她有了一次北京之行,决心和张学良袒露心迹。但是,她来到北京方才意识到与张学良失之交臂。当时张学良身边不仅有结发妻子于凤至,而且在一年前又新添了女秘书赵一荻,张、赵也有了爱之结晶。这位同样被称为四小姐的赵一荻尽管没有名分,但算是名花有主了。所以蒋士云在北京尽管和少帅接触较多,但自知成为张学良的红颜知己断无可能,於是在盛夏到来之前与张学良挥泪而别。7月,蒋士云乘意大利邮轮远赴欧洲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她下决心忘掉张学良,斩断情丝,把心底的痛苦变成了发奋读书的动力。

民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在很短的时间内,吴鼎昌便在中国银行开设出许多新型业务,其中包括受兑军用票券、销售公债、发行兑换券。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银行“得于二月初旬在上海、南京各处次第成立。当时政府缓急均赖中国银行随时设法补助,举凡代办国库、代理军票、发行公债等重要职务,皆我国未有之创举,兼营旁骛,措施裕如,如存款至40万两以上,发行本行钞票至80万元以上,出入款项至1000万两以上,信用昭著”。

邂逅贝祖诒

经营大的中央银行,必须依赖政府支持,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吴鼎昌和新财政总长周学熙政见相左。1912年8月,他向袁递交辞呈,以“筹办业已完竣”、“拟即日出洋游历”为名,希望辞去在中国银行的职务。但是,深慕吴鼎昌金融才能的袁世凯没有批准,他劝告吴,“该监督历在东西各国考察财政,于学问经验皆有心得,前在上海开办中国银行,已著成效,值此总行甫经成立,维持擘画,正赖长材,仍望勉为其难”,希望他留任。

1931年9月,失恋的蒋士云在罗马旅行时意外与一位熟人贝祖贻邂逅。贝祖贻因发妻庄夫人新丧,是前来欧洲散心消愁的。蒋士云与贝祖贻早在上海和南京就见过面,此次相逢国外,又是同病相怜,所以与贝祖贻交谈数日,沉寂的心灵竟然碰撞出爱之火花。

吴鼎昌当时确实去意己决。次月,他再次呈书,直言与周学熙之间的分歧,表示反对周在中国银行成立未多久,便另外筹备新的国家银行,使中国银行先前的许多承诺和业务失效,成为仅限兑换的机构,“骈枝离奇,莫可思议,不特中国银行信用因此扫地,钞票存款立受影响,且旬日之间,国家政令因人而变更,金融机关以意为兴废”。周学熙筹备新行的决定不可能没有袁世凯的授权。见无法挽回,袁遂同意吴的辞呈。

设法探望少帅

在经历中国银行创办以来的种种艰难和成绩后,第一任“掌柜”吴鼎昌净身离开,他最先为中国银行和民国金融业留下了“独立”和“信誉”。

1932年春,蒋士云和贝祖贻在上海结婚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张学良正因背上“不抵抗将军”恶名代蒋介石受过,他在焦头烂额之际,派员赴沪给蒋士云送去了贺礼,以表祝福。“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雪窦山。一天,贝祖贻打听到了这个秘密消息,回家即告诉了夫人蒋士云,蒋士云便让贝祖贻谋求于戴笠。而此时的戴笠想为他的部门谋寻一笔外汇资金,正有求于贝祖贻。二天后,贝祖贻说是戴同意了他们去雪窦山见张学良。第三天清晨,贝和蒋乘上了一架军用飞机,9点到达宁波。戴笠手下对贝蒋二人当然不敢怠慢,恭恭敬敬地把贝氏夫妇迎入一辆轿车。然后,有两辆军用吉普车在前后跟随,沿一条曲折盘旋的山间公路,逶迤向四明山群峦间驶去。就在他们感觉山路遥远,险峰重重的时候,一个特务告诉贝夫妇,说是到了。贝夫妇下车一看,原来他们来到了四明山的顶峰雪窦山。葱笼的古柏古松在他们的面前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在雪窦山通往千丈岩的路口,有一高大的拱门,门册挂着“中国旅行社”的牌子。旅行社内外,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都是荷qiang实弹的军警特务。

张学良和于凤至见到贝、蒋夫妇二人能在自己落难之时竟然亲自前来探视,当然非常感动。于凤至已是泪眼婆娑,泣不成声音,紧紧搂着蒋士云,蒋士云也禁不住泪水涟涟。

饭后,张学良于凤至陪贝蒋二人散步于雪窦寺。让贝祖贻和蒋士云感到少许欣慰的是,幽禁当中的张学良还有游山的自由。张学良特意提高了嗓门,念读起王阳明早年游雪窦寺的诗:“林间烟起知僧在,岩下云开是鸟飞。僧居俯瞰万山尖,六月凉颷早送炎。

当日下午,贝、蒋夫妇与张学良夫妇在中国旅行社门前挥泪而别。贝祖贻与张的分别竟然是永诀。当然更有后话,张学良自诉“最爱的女人在纽约”,张学良说的“纽约女友”就是蒋士云。

再度相逢

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即便把幽居时的探访算上,张学良与蒋士云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也屈指可算,1991年那90天的相逢,既是狂欢,也是诀别。因为懂得,所以可爱。蒋士云懂张学良,所以张学良1990年曾对留美学者唐德刚说:“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荻(赵四)是最患难的妻子,贝太太(蒋士云)是最可爱的女友。我的最爱在纽约。”1991年,张学良90岁,蒋士云79岁,在纽约,see  you  again。

因为懂得,所以自如。蒋士云在90天送给了张学良一个温暖的生日和无尽的欢愉,以他最爱的方式。白天,她安排爱热闹的张学良会朋友、接受采访、做口述历史、听牧师布道,甚至带他去看跑马、球赛,还去赌城玩了21点;晚上,她们一起打麻将,兴致好时还听听京戏唱片。总之,她让张学良在她那儿过得很充实,很愉快,张学良晚年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在纽约度过的三个月,是他一生中最自由的时光。然后,张帅离开纽约,从此再未相见,连电话都没有通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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